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六十三
神宗皇帝
王安石毁去正臣
治平四年九月戊戌，知制诰、知江宁府王安石为翰林学士。韩琦数因入对，恳求罢相。上察琦不可复留，赐手札曰：『今许卿暂临藩服，朕将虚上宰之位，以待卿还。』辛丑，特授琦守司徒兼侍中、镇安武胜军节度使、判相州。是日，琦入对，上谕琦曰：『侍中必欲去，今日已降制矣。』上遂泣下。琦亦感激称谢。
十月甲午，富弼判河阳，从所乞也。
熙宁元年二月壬子，观文殿大学士、左仆射、判河阳富弼判汝州，仍诏入见乃赴任。
四月壬寅朔，富弼入见。上以弼足疾，许肩舆至崇政殿门。又以门距殿远，更御内
东门小殿见之，且免拜，坐语从容，至日昃。乙巳，除集禧观使。弼恳辞，乞赴汝州，上不许。弼又言云云，上乃听弼依旧判汝州，罢集禧观使。
十二月乙丑，韩琦判大名府，降手诏听便宜从事。
二年二月己亥，富弼除守司空兼侍中、昭文馆大学士。初，以集禧观使召弼赴阙。弼既辞不受，更具札子云云。上乃罢集禧之命，以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庚子，王安石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
四月戊戌，权知开封府滕甫知郓州。先是，知定州孙长卿岁满，上欲令甫与长卿易任。富弼、曾公亮未对，王安石独以为宜。弼请徐议之，既退，安石谓弼、公亮曰：『甫奸人，宜在外。』安石尝与甫同考试，语言不相能，深恶甫，故极力排出之。甫入辞，言于上曰：『臣知事陛下而已，不能事党人！愿陛下少回当日之眷，无使臣为党人所快，则天下知事君为得，而事党人为无益矣!』上为改容。
五月癸未，郑獬知杭州，王拱辰判应天府，钱公辅知江宁府。獬与滕甫相善，王安石素恶之，目为『滕屠』、『郑沽』。尝言于上曰：『獬极险，不宜使在内。』故事，两制差除，必宰相当笔。时富弼在告，曾公亮出使西京，王安石遽自当笔。议者皆疑安石行其私意（详见《吕诲劾安石》）。
六月丁巳，诏右谏议大夫、御史中丞吕诲落中丞，以本官知邓州。前此，诲上疏言安石骄蹇慢上、阴贼害物十事。安石求去位，既留而诲坐贬。
八月，侍御史知杂事刘述、侍御史刘琦、御史里行钱顗等言：『窃见陛下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未逾半年，中外人情嚣然不安，盖以其专肆胸臆，轻易宪度，而无忌惮之心也。』时述坐判刑部缴敕札被劾未伏，琦、顗先贬，琦监处州盐酒税，颉监衢州盐税。
十月丙申，开府仪同三司、行左仆射、门下侍郎、平章事富弼罢为武宁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亳州。
三年正月戊午，知河南府、观文殿学士、户部尚书张方平判尚书省，兼提举集禧观。先是，方平被诏，举堪任谏官者二员，即以李大临、苏轼应诏。方平既入见，上欲除宣徽使留京师，王安石曰：『此大除拜，四方观望，不可无义。不知陛下以此旌其功善?为但闵其资历?』上曰：『但闵其资历。』安石曰：『闵其资历，是何义理?方平已致人言，若如此，必更致人言。』又曰：『方平奸邪，人孰不知?恐如此除拜，无补圣政云云。』方平亦坚乞南京留台，遂命知陈州。方平言：『民心戎事，国之大本云云。』上谓方平曰：『能复少留乎?』方平曰：『退即行矣！』
二月壬戌朔，韩琦言青苗事，乞尽罢诸路提举官，只委提点刑狱官依常平旧法施行。癸亥，上亲袖出琦奏示执政曰：『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云云。』又曰：『文彦博、吕公弼亦以此为不可，但腹诽耳[1]，韩琦独肯来说，真忠臣也！』上又曰：『常平取息，奸雄或可指以为说动百姓。』安石云云。翌日，安石遂称疾不出。安石既称疾家居，翰林学士司马光再为批答曰：『今士大夫沸腾，黎民骚动，乃欲委还事任，退取便安。卿之私谋，固为无憾。朕之所望，将以委谁?』安石得之大怒，即抗章自辨。上封还其章，手札谕安石曰：『诏中二语，乃为文督迫之过，而朕失于详阅。今览之甚愧。』又明日，安石乃入见，固请罢。上固留之。先是，文彦博屡乞罢枢密使，上谕以须期年听去。韩绛与王安石协力排彦博，每议事，绛多面沮之。彦博内不平，遂引期年之诏坚求补外。上遣中使召入，押赴枢密院者数矣，彦博辄归卧，或闭门不出。壬申，上又面谕之，彦博乃复视事如故。翰林学士兼侍讲学士、右谏议大夫、史馆修撰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先是，王安石奏言：『有人于此，外托劘上之名，内怀附下之实。所言者尽害政之事，所与者尽害政之人。彼得高位，则怀陛下眷遇，将革心易虑，助陛下所为乎?将因陛下权宠，搆合交党，以济忿欲之私，而沮陛下所为乎?臣以既然之事观之，其沮陛下所为必矣。』于是安石复谒告，而光有是命。辛巳，司马光言：『臣尝因经筵侍坐，言散青苗钱不便。自后朝廷更遣使者四十余人，专使之散青苗钱云云。苟言不足采，陛下虽引而宾诸二府，徒使天下指臣为贪荣冒宠之人。』乙酉，韩琦言：『河朔连岁丰稔，编户安复。兼臣已老病，愿罢臣河北安抚使，止为大名府路安抚使。』从之。其实王安石怒琦言青苗事，欲以沮琦也。庚寅，诏收还司马光枢密副使告敕，仍旧职。先是，上欲置光西府，王安石曰：『光虽好为异论，然其才岂能害政?但如光者，异论之人倚以为重。今擢在高位，则是为异论之人立赤帜也。光朝夕所与切磋琢磨者，乃刘攽、刘恕、苏轼、苏辙之徒而已。观近臣以其所主。所主者如此，其人可知也。』安石在告，上乃用光。及安石复视事，因固辞，遂欲罢之。曾公亮以为不可，曰：『青苗事，臣等数论奏。』上曰：『此事何与于枢密副使?光不当以此辞。』公亮乃已。
三月乙未，制置三司条例司言[2]：『群臣数言常平新法不便，令画一申明，始知法意云云。』条例司奏专疏驳韩琦所言，皆王安石自为之。吕公著累奏乞罢提举官，王安石读至『取大臣章奏疏驳，巧为辨说，敷告天下』，上曰：『如此，则韩琦安得不动心乎?』安石曰：『朝廷作有理之法，今藩镇逐条疏驳，而执法乃不以为非；方镇作无理章奏，朝廷谆谆晓谕，而执法乃谓之巧为辨说，即非理之正。言事官当逐条辨论其非，以开悟陛下之聪明可也。今但为巧言辨说，而不见辨说之不当，则其情可见矣!』丙辰，右正言、直集贤院、同修起居注孙觉降知广德军。初，曾公亮、陈升之、赵抃等皆以为开封府界散常平钱实有抑配。上遣觉出案其事。觉喜奉行，遂诏觉同开封府界提点、提举官体量有无抑配以闻。既而张戬言不当遣觉，觉亦奏疏辞行。上批：『觉上殿称「敢不虔奉诏命，即日治行」。今乃反覆如此，付中书劾问。』已而王安石独对，言直可降黄，不须劾问。初欲落修起居注，令归馆供职，安石谓不如与一小州或军。上曰：『留觉在此，必更鼓动流俗。』遂有广德之命，而体量官亦罢遣。
四月戊辰[3]，诏：『御史中丞吕公著，比大臣之抗章，因便坐之与对，乃诬方镇有除恶之心，深骇予闻，乖事理之实。可翰林侍读学士、知颍州。』初，上谕执政以：『吕公著自贡院出，上殿言朝廷摧沮韩琦太甚，将兴晋阳之甲，以除君侧之恶。』王安石怨公著叛己，用此为罪。及中书呈公著责官诰词，宋敏求但云『敷陈失实，援据非宜。』安石怒，请明著罪状。陈升之不可，曰：『如此，使琦何以自安?』安石曰：『公著诬琦，于琦何损?如向日谏官言升之媚内臣以求两府，朝廷岂以此遂废升之?』皆俛首不敢对。或谓孙觉尝为上言：『今藩政大臣如此论列，而遭枉辱。若唐末五代之际，必有兴晋阳之甲，以除君侧之恶者矣。』上误记，以为公著也。己卯，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赵抃为资政殿学士、知杭州。王安石更张政事，抃屡言其不便。及安石家居求去，上谕执政罢青苗法。抃欲俟安石参假，由是新法不罢。抃大悔恨，乃上言，乞罢诸路提举官，因累章乞罢，遂命出守。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程颢权发遣京西路同提点刑狱。颢先上疏云[4]：『臣奉职不肖，论议无补。望允前奏，早赐降责。』故罢。辛巳[5]，右谏议大夫、知制诰宋敏求言：『中书送李定除监察御史里行词头，伏以御史之官，旧制，须太常博士经两任通判，方许奏举。景祐初，以资任相当者少，许举通判未满任者[6]。去岁骤用京，今又幕职官骤升朝著，处纠绳之地，臣恐弗循官制之旧，未厌群议，其词头未敢具草。』且以疾辞知制诰。壬午，敏求罢知制诰。诏右正言、秘阁校理李常落职，为太常博士、通判滑州。常言：『散青苗钱，流毒四海。又州县有钱未尝出，而徒使民入息者。』上令具州县官吏姓名，至五六，终不肯具，而求罢职，故绌。上批：『监察御史里行张戬侵侮柄臣，诬罔事实。王子韶外要守正之名，内怀朋奸之实，所入章疏，与面奏事前后反覆不一。并落职知县。戬江陵府公安，子韶江宁府上元。』戬屡言青苗不便，最后上疏曰：『近乞罢制置司及诸路使者。』并言散钱取利为害，及王安石处事乖谬，专为聚敛，好胜遂非，狠愎日甚；吕惠卿险薄奸凶，尚留君侧。而曾公亮、陈升之、赵抃等心知其非，依违不断，观望畏避，颠危莫扶。初，戬、子韶皆以知县资序为御史，至是曾公亮请皆以为通判，王安石不可。上从安石议。戬既上疏。又诣中书力争，辞气甚厉。公亮俛首不答。安石以扇掩面而笑，戬怒曰：『参政笑戬，戬亦笑参政！参政所为岂但戬笑?天下谁不笑者?』陈升之解曰：『察院不须如此。』戬顾曰：『只相公，得为无过耶?』退即家居待罪。其日，遂与子韶同绌。侍御史知杂事陈襄同修起居注，罢知杂事。襄累奏乞罢青苗法，既而有旨，召襄试知制诰于中书。襄以言不行，辞不就试，乞补外。王安石请用为集贤殿修撰、陕西转运使，命未下，上批：『别进呈。』而改是命。
五月庚戌[7]，诏欧阳修不合不奏听朝廷指挥，擅止散青苗钱，特放罪。修在青州，尝奏疏条陈三事。中书言修擅止散青苗钱，欲特不问罪。王安石论修殊不识藩镇体，乃降是诏。先是，上复欲用修执政，问王安石以：『修何如邵亢[8]？』安石曰：『修非亢比也。』又问：『何如赵抃?』安石以为胜抃。它日又问：『何如吕公弼?』其意欲以代公弼也。安石谓胜公弼。又问：『何如司马光?』安石亦谓胜光。上遂欲用之。安石曰：『陛下宜且召对，与论时事，更审察其在政府有补与否。』上乃遣内侍冯宗道赐以太原告敕，谕令赴阙朝见讫之任。安石又曰：『修性行虽善，然见事多乖理。陛下用修，修既不尽理，有能惑其视听者，陛下宜务去此輩。』上问：『谁与修亲厚?』良久，曰：『修好有文华人。』安石盖指苏轼辈，而上已默谕。明日，安石又白上曰：『陛下欲用修，修所见多乖理，恐误陛下所欲为。』时已除修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上曰：『待修到，更徐议之。』于是安石知修决不附己，益毁之曰：『臣固尝论修在政府，必无补时事，但使为异论者附之，转更纷纷尔。』它日，上论文章，以为华词无用，不如吏材有益。安石曰：『华词诚无用，有吏材则能治人，人受其利。若从事于华词而不知道，适足以乱俗害理。如欧阳修，文章于今诚为卓越，然不知经，不识义理，非《周礼》，毁《系辞》，中间学士为其所误，几至大坏。』时修方力辞新命，上未许也。
七月辛卯，诏新判太原府欧阳修罢宣徽南院使，复为观文殿学士、知蔡州。先是，修以病辞宣徽院使至五六，因论青苗法，又移书责王安石，安石不答，而奏从其请。壬辰，枢密使、刑部侍郎吕公弼罢为吏部侍郎、观文殿学士、知太原府。王安石变法，公弼数言宜务安静。又与韩绛不协，从子嘉问窃公弼论事奏草以示安石，安石辄先白上，上始不乐公弼。先是，贬秘书丞、集贤校理、知谏院胡宗愈通判真州，仍落馆职。宗愈为谏官，遇事必言，然不肯出姓名，辞多微婉，故御批有『潜伏中伤』等语。或曰：御批乃吕惠卿笔也。初欲与知县，曾公亮不可，始除通判（在六月丙辰）。安石尝对上曰：『近陛下累宣谕胡宗愈事。既已尽其情状，诬而不决，令久在耳目之地，亦非难壬人、胜流俗之道也。愿陛下并虑及此。』
八月戊午朔[9]，宣徽南院使、静难军留后、判延州郭逵加检校太尉、雄武军留后，令再任。先是，夏人侵顺安、绥平、黑水等寨，逵遣李安等合攻之，敌皆弃城遁去。于是上与执政议，欲令逵再任。王安石曰：『但当移镇。』曾公亮曰：『移镇必不乐，不如且已。』上曰：『蔡挺已转官，逵如何且已?』公亮言程戡例。安石曰：『节度使岂可轻授人?』上曰：『节度使诚可惜。』既又与枢密院议之，文彦博议与曾公亮同。彦博曰：『唐时藩镇从尚书转。《唐书》云[10]：军中但闻尚书转仆射。武臣与文臣不同，文臣不计馆职，但知报国；武臣一资资计官职。』安石曰：『唐时藩镇与今事势不同。太祖使将帅平江南，尚只赠钱。今逵何功，便敢望节钺?』彦博曰：『太祖时事，今日又不同。』上曰：『郭逵不至如此。若果如此，尤当节限，不可妄与官职。唐藩镇与今日事势不同，令移镇再任，厚加赐锡可也。』劾苏轼贩盐及苏木瓷器事（详见本事）。
九月乙未，工部侍郎、参知政事韩绛为陕西安抚使。先是，绛奏以夏人寇庆州，陕西用兵，请出使。王安石曰：『臣于边事未尝更历，宜往。』上亦欲用安石，乃曰：『王安石未尝行边，今可出使也。』绛以为朝廷方赖安石，不宜往。安石曰：『朝廷所赖。独韩绛耳。』上卒遣绛。至明年三月丁未，韩绛罢相，以本官知邓州。制词责绛云：『听用匪人，违戾初诏。统制亡状，绥怀寡谋。暴兴征师，深入荒域。』初，朝廷命绛宣抚，面授攻、守二策，而枢密院不知。文彦博恐绛无功，并受其责，奏请为画一以付绛，而无发兵约束。王安石亦乞不预边事，西讨方略，一以委绛。庚子，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曾公亮为司空兼河阳三城节度使、集禧观使。公亮初荐安石可大用，及同执政，知上方向安石，阴助之，而外若不与同者。置条例司更张众事，一切听之。每遣其子孝宽与安石谋议，至上前无所异。然安石独以公亮不尽同己，数加毁訾。公亮虽屡乞致仕，上辄留之。公亮去亦弗勇，安石党友尤疾之。上御集英策进士，公亮陟降殿陛，足跌仆于地。明日以病告，连乞致仕，于是乃听公亮罢相。癸丑，司马光知永兴军。
十二月庚申[11]，开封府判官、祠部郎中赵瞻知邓州[12]。瞻因出使得奏事，上问曰：『卿为监司久，乃知青苗法便也?』瞻对曰：『青苗法，唐行之于季世扰攘中，掊民财诚便。今陛下欲为久计，爱百姓，诚不便。』王安石阴使其党俞充诱瞻曰：『当以知杂御史奉待。』瞻不应，由是不得留京师。丁卯，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王安石为礼部侍郎、平章事。
四年五月辛卯，太子中允、崇文殿校书范育复为光禄寺丞、知韩城县。育自光禄寺丞为御史，故迁中允。以言李定，罢御史为校书，既而又请与林旦、薛昌朝同贬。先是，育言：『心术者为治之本。今不务此，专欲以刑赏驱民，此天下之所以未孚也。』上谓王安石曰：『人主不用心术，何由致治?』安石曰：『有为固由心术，但术有广狭远近，功业大小，亦从此分。』上曰：『育盛称张载、程颢，以为有道君子，乞召还，此何也?』安石曰：『育前辞检正，高论不逊。及至中书，乃云未得札，故未敢就职。』冯京曰：『育畏缴敕得罪耳。』安石曰：『观育所论，彼岂畏缴敕得罪乎?』遂从所请，而有是命。
六月甲子，知蔡州欧阳修为太子少师、观文殿学士致仕。修以老病，数上章乞骸骨，冯京固请留之，上不许。王安石曰：『修附丽韩琦，谓韩琦为社稷臣，尤恶纪纲立、风俗变。』上曰：『修为言事官，独能言事。』安石曰：『以其后日所为考其前日用心，则恐与近日言事官用心未有异。』王珪曰：『修若去位，众必籍以为说。』上曰：『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众说何足恤?修顷知青州，殊不嘉。』安石曰：『如此人，与一州则坏一州，留在朝廷则坏朝廷。必令留之，何所用?』上以为然。杨绘言：『今旧臣告归或屏于外者悉未老，范镇年六十三，吕诲五十八，欧阳修六十五而致仕，富弼六十八而被劾引疾，司马光、王陶皆五十而求闲散，陛下可不思其故耶?』甲戌，富弼落使相，以左仆射判汝州。永城等七县令、佐等十八人皆冲替，坐不行新法，置狱劾治，而有是命。弼先许给假就西京养疾，于是弼辞汝州，乞以先诏养疾西京。上不许，弼乃赴汝州，仍以老病昏塞，凡新法文字乞免签书，止令通判以下施行。它日，王安石为上言：『弼虽降责，独不失富贵之利，何由沮奸?』又言：『行弼事要未尽法。鲧以方命殛，共工以象恭流。弼兼此二罪，止夺使相。弼生平自以宽恤百姓为事，今所以不放税，其情可见也。』
七月，刘挚论助役之法其害有十。杨绘又言助役之法难行之说有五。判司农寺曾布言：『御史所陈，皆失利害之实，请一一陈之。』王安石以布所言进呈，札与绘、挚，令分析，于是诏绘落翰林侍读学士，挚落馆阁校勘、监察御史里行，监衡州盐仓。后两日，以绘知邓州。
九月丙申，知制诰、直学士陈襄知陈州。襄与王安石尝草河北诏，言水不润下，中书改之。又明堂赦书有『奉祠紫宫』，语犯俗嫌，故出陈州。右仆射、知汝州富弼至州逾两月，固称疾求归。诏听之。
五年三月，富弼屡请老。戊戌，复授司空、同平章事、武宁节度使致仕，进封韩国公。
闰七月丙辰，知颍州、翰林侍读学士、宝文阁学士吕公著判太常寺。先是，侍御史刘孝孙劾公著在颍州多饮宴，子弟以公库器皿于豪民家质钱，由是部吏无所畏惧，多纵逸逾矩。诏转运副使陈知俭按覆，皆不实，唯幕官程嗣先等逾法，事乃在熙宁三年十月赦前。时公著尚在御史府。前守尝以公库银锅质钱于祝氏，供宴饮费。既去，公著为赎之，非公著子弟所为也。上谓安石等曰：『因知公著必无是事，今果然。』安石曰：『公著实病，郡或不治。宜与依新法置通判。』上曰：『置通判，公著安肯听?』安石曰：『公著但宽弛，非强愎也。』上不欲令公著治郡，安石曰：『令入京主判闲局，亦无害。』故以太常寺处之。至次月己卯，吕公著提举崇福宫，从所请也。上始欲令公著归朝，公著以病辞，王安石因言：『公著既诬韩琦欲举晋阳之甲，乃自晦匿，云未尝言。』其意恐公著复用，故力排之。甲戌，知青州、资政殿学士赵抃为资政殿大学士、知成都府。抃在青州逾年，京东旱蝗，蝗飞入境，辄遇风堕水而尽，于是上欲移抃知成都。或言：『前旧执政不差知成都，成都今又少有人欲去者。』上曰：『今人少欲去，但为职田不多尔。抃清苦，必不为职田。蜀人素爱抃，抃必肯去。』王安石曰：『陛下特命之，即无不可。』乃诏加职，遣内侍赍赐召见，劳之曰：『前此无自政府复知成都者，卿能为朕行乎?』抃曰：『陛下宣言，即敕命也，顾岂有例?』上甚悦。
八月壬午，颍州言：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致仕欧阳修卒。
六年五月癸卯，诏文彦博尝受先朝顾命，今罢枢密府，宜依曾公亮罢相例，与子孙推恩，送下中书（事见《王安石专用小人》）。
七年二月壬申，龙图阁直学士孙固知成德军。先是，上以固东宫旧僚，尝问固：
『王安石可相否?』固曰：『安石文行甚高，侍从献纳，其选也。宰相自有度，而安石为人少从容。』凡四问，四以此对。及安石当国，固数议事不合，故出。
四月丙戌，礼部侍郎、平章事、兼修国史王安石罢为吏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知大名府韩绛依前官平章事、监修国史。吕惠卿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
五月戊戌朔，左司郎中、天章阁待制李师中言：『伏望陛下诏求方正有道之士，召诸公车对策。如司马光、苏辙辈，复置左右，以辅圣德，如此而后有敢言者。』又言：『臣愚不肖，亦未忘旧学。陛下欲为富国强兵之事，则有禁暴丰财之式；欲为代工熙载之事，则必有利用厚生之道。有臣如是，陛下其舍诸?』上批：『师中敢肆诞谩，辄求大用，朋邪罔上，愚弄圣躬。肆其奸欺，所宜显黜。可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利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王安石甚恶师中，尝欲夺其待制，上未许。及是，吕惠卿请出师中所上疏付外，因摘其语激上怒，遂废斥之。癸丑，翰林学士承旨兼侍读学士韩维为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龙图阁学士、知河阳。维自以言不用数求去，会兄绛入相，又援故事乞补外，遂出。
七年十一月，韩维落端明殿学士，以侍御张琥言维与孙永同定夺免行钱不当，故责。
八年正月甲午，谏议大夫冯京守本官知亳州。吕惠卿恶京，因郑侠上书斥逐事，欲藉侠以排去京。狱既具，上以京大臣，令推究官取信否状，京等皆引罪，遂罢京政事。侠虽荐京宜为宰相，然实不识京。侠又称元绛、孙永、王介凡四人，自言识绛，余皆未识，而御史张琥等斥京，盖希惠卿风旨也。乙卯，诏宣徽北院使、判应天府张方平归宣徽院供职，罢知青州。先是，方平与滕甫易任，方平又辞，应对延和殿，袖英宗所书立上为皇太子十五字面进，遂有此诏。
二月癸酉，观文殿大学士、吏部尚书、知江宁府王安石依前官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
闰四月癸卯，宣徽北院使、中太一宫使张方平判永兴军。方平乞免宫使，求近郡，乃有是命。仍以疾辞，诏依旧供职。其后上欲方平为枢密使，既批出，王安石将行文书，吕惠卿留之曰：『当晚集更议之。』因私于王安石曰：『方平入，必为吾属不利。』翌日再进呈，其事遂寝。丙午，赐大理寺丞欧阳发进士出身。发，修之子，以三司使章惇荐其有史学，乞特加奖擢，寘之文馆，故有是命。上因问修所为《五代史》如何，王安石曰：『臣方读数册，其文词多不合义理。』上曰：『责以义理，则修止于如此。每卷后论说皆称「呜呼」，是事皆可嗟叹。』是日，韩琦奏倚阁预买绸绢，赊买借贷斛斗。王安石曰云云：『昔苏秦说齐侯厚葬以明孝，高宫室以明得意，用破弊齐。今方镇用心有如此者，陛下岂宜不察?』上曰：『韩琦用心可知，天时荐饥，乃其所愿也。前访以北事，乃云：「须改尽前所为，契丹自然无事。」』安石曰：『琦再经大变，于朝廷可谓有功。陛下以礼遇之可也。若与之计国事，此所谓启宠纳侮。』上曰：『初亦不意琦用心如此。琦尝对使人云：「先帝臣所立。陛下先帝儿子，做得好，臣便面润；做得不好，臣亦负惭愧。」因称郭子仪事代宗以为忠顺。』
六月戊午[13]，司徒兼侍中、判相州韩琦薨，年六十八。前一夕，大星殒州治，枥马皆惊。上闻讣[14]，辍视朝三日，发哀于后苑。
十一月己卯，钱藻罢直舍人院。御史中丞邓绾言：『冯京为性庸狠，朋邪狗俗，而藻乃称京执政不回，一节不扰，乞加黜责。』上从之。绾知王安石恶京，又恐京复用，故为此以附会安石也。
九年十月丙午，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王安石罢为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枢密使、工部侍郎吴充依前官平章事、监修国史。
校勘记
[1]腹诽耳 原本无『耳』字，据《续长编拾补》卷七补。
[2]制置三司 原本脱『司』字，据《续长编拾补》卷七补。
[3]戊辰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一补。
[4]云 原本作『云云』，据文意删除一字。
[5]辛巳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一○补。
[6]『方许举奏』至『许举通判』凡十八字原本误脱，据《长编》卷二一○补。
[7]庚戌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一一补。
[8]邵亢 原本作『邵充』，据《长编》卷二一一补。
[9]戊午朔 原本无『朔』字，据《长编》卷二一四补。
[10]唐书 原本作『尚书』，据《长编》卷二一四补。
[11]庚申 原本无二字，据《长编》卷二一八补。
[12]郎中 原本作『侍郎中』，『侍』字衍，据《长编》卷二一八删。
[13]戊午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六五补。
[14]闻讣 原本作『闻赴』，据《长编》卷二六五改。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六十四
神宗皇帝
王安石专用小人
熙宁二年二月庚子，王安石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甲子，安石请以吕惠卿为制置司检详文字（惠卿自有本事）。
三年四月己卯[1]，前秀州军事判官李定为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定素与王安石善。孙觉归自河南，荐定极口，因召至京师。定至，谒李常。常问：『南方之民以青苗为何如?』定言：『皆便之，无不善。』常谓曰：『今朝廷方争此，君见人，切勿为此言也。』定即日诣安石，白其事曰：『定惟知据实而言，不知京师不得言青苗之便也。』安石喜甚，奏以定编三司岁计及南郊式，且密荐于上，乞召对。谓定曰：『君上殿当且为上道此。』及见上，果问常平新法，定对如安石所教。上悦，批付中书，欲用定知谏院。曾公亮、陈升之以为前无此例，固争之，乃改命焉。辛巳[2]，淮南转运使、屯田郎中谢景温为工部郎中兼侍御史知杂事。景温雅善安石，又与安石弟安国通姻。吕公著之为中丞也，人谓景温必先举御史。及公著罢，乃有此除。先是，安石独对，问上曰：『陛下知今日所以纷纷否?』上曰：『此由朕置台谏非其人。』安石曰：『陛下遇群臣无术，数失事机，别置台谏官，恐但如今日措置，亦未能免其纷纷也。』于是专用景温。
六月，司勋员外郎、权河北监牧使崔台符权判大理寺。初，王安石定按问欲举法，台符闻之，举手加额曰：『数百年来误用刑名，今乃得正！』安石喜其附己，故有此授。
七月癸巳，赐秘书省正字唐垌进士出身。垌上书言事，召对，试学士院，而有是命。垌，询子也。初，垌为北京监当官，上书言：『青苗不行，宜斩大臣异议者一二人。』王安石谓垌宜在馆阁，故得召对。垌有才辨，韩琦甚爱之。既去，乃闻其言。
九月癸巳，著作佐郎、编修中书条例曾布为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王安石尝欲置其党一二人于经筵，以防察奏对者。吕惠卿既遭父丧，安石未知腹心所托。布巧黠善迎合，安石悦之，故以布代惠卿入侍经筵。布资序甚浅，人尤不服，而布固辞，卒罢之。
十月癸亥[3]，职方员外郎邓绾为集贤校理、检正中书孔目房公事。绾故名维清，双流人，举进士高第，迁宁州通判。上书言：『陛下得伊、吕之佐，作青苗、免役钱等法，百姓无不鼓舞圣泽。臣以所见宁州观之，知一路；以一路观之，见天下皆然，此诚百世之良法。愿陛下坚守行之，勿移于浮议。』又与王安石书及颂，安石大喜，白于上，使乘驿诣阙，又累诏趣之。比至，上使数人迎于中牟八角顺天门调候之，抵暮，入门就舍。调候者夜飞奏，于右掖门窍中进入。诘旦召对。时庆州方有夏寇，绾进呈边事。上问：『识王安石否?』曰：『不识。』上曰：『今之古人也！』又问：『识吕惠卿否?』曰：『不识。』上曰：『今之贤人也。』绾退见安石，欣然如旧交。安石问：『家属俱来乎?』绾曰：『承急召未知所使，不敢俱来。』安石曰：『何不俱来?君不归故官也！』后数日，值安石致斋，陈升之与冯京以绾知边事，奏呈知宁州。绾闻大恨，公语朝士曰：『急召我来，乃使我还知宁州也?我已语介甫，甚不平。』朝士问曰：『君今当作何官?』绾曰：『我不失作馆职。』或问：『君得无为谏官乎?』绾曰：『正自可以为之！』明日，果有此命。绾自至京师，不敢与乡人相见，乡人皆相笑骂。绾曰：『笑骂从汝笑骂，好官须我为之。』寻又命绾兼编修中书户房条例。
十二月丁卯，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王安石为礼部侍郎、平章事。
四年三月丁亥，诏遣著作佐郎章惇乘驿同转运司制置夔州路夷户。先是，李承之荐惇于安石，安石曰：『闻惇极无行。』承之曰：『某所荐者，才也。顾惇才可用否，素行何累焉?公试与语，自当爱之。』安石见章惇，惇素辩，又善迎合，安石大喜，恨得之晚。
惇，浦城人，佻薄秽滥，向以擢第不高，辄掷敕于廷，尝为御史吕景、蒋之奇所劾故也。
四月甲戌，试将监主簿常秩为右正言、直集贤院、管勾国子监。初，秩不肯仕宦，世以为必退者也。及王安石更定法令，士大夫沸腾以为不便，秩在闾阎，见所下诏书，独以为是。被召，遂起。
十二月乙亥，武宁军节度推官、知南川县张商英为光禄寺丞、权检正中书礼房公事。商英，唐英弟也。初为通川县主簿，转运使张诜等讨渝州叛夷王衮，未降，商英言于诜曰：『彼亦人也。谕以祸福，宜听。』诜檄商英往说衮，遂归命，因辟知南川县。时章惇经制夷事，官吏多为所狎侮，独商英与抗论不少屈。惇奇之，乃荐商英于王安石，于是召对擢用。
五年三月，赞善大夫、户部判官吕嘉问提举在京市易务。嘉问，吕公弼从子也。初，王安石变法，公弼为枢密使，数言宜务安静。嘉问窃公弼论事奏章以示安石，安石辄先白上。上始不乐公弼，故安石信任之。
七月，前处州缙云县尉、编修三史敕并诸司敕并诸司库务岁计及条例删定官郭逢原上疏曰：『臣窃观自周文、武以还，盛德有为之王，固无如陛下；而怀道之士，由孔、孟以后如王安石者，亦未之有也。』又上疏曰：『臣愚以谓当废去枢府，并归中书。今王安石居宰相之重，朝廷有所建置于天下，特牵于枢府而不预，则臣恐陛下任安石者，盖不专矣。』疏奏，上甚不悦。他日，谓安石曰：『逄原必轻俊。』安石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见所上书，欲并枢密院、废募兵。』安石曰：『人才难得，如逢原亦且晓事，可试用也。』
八月癸卯[4]，贬太子中允、同知谏院、权同判吏部流内铨唐垌为潮州别驾。垌初以王安石荐，得召见，为谏官，数论谏事不听，遂因百官起居，越班叩陛请对[5]。上谕止之，垌坚请上殿读疏，论王安石用人变法非是。上怒其诡激，故贬。垌疏留中，其略云：『安石用曾布为腹心，张琥、李定为爪牙，刘孝孙、张商英为鹰犬，元绛、陈绎为厮役。逆意者久不召还，附同者虽不肖为贤。又作奸令章惇变李定狱事，又擅议宗庙事，有轻神祖之心。保甲以农为兵，凶年必致冤叛；免役损下补上，人人怨咨。而令监司压塞州县，事不上闻。又保甲事，曾布蔽塞人情，欺诬人主，以为情愿。又置市易司，都人有致饿死者。』以安石比李林甫、卢杞。自文彦博以下皆畏安石。又言：『王珪奴事王安石，犹惧不可。』翌日，执政进呈，安石曰：『垌素狂，不足深责。』乃改授大理评事、监广州军资事。
十一月丁卯，贬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张商英为光禄丞、监刑南税。先是，商英言：『博州吏失人赃不满军贼二人死罪。枢密院检详官刘奉世党庇亲戚，令法官引用赃满五贯绞刑断例，称博州官吏不见断例，失奏裁，止从杖罪取勘。』又院吏任远恣横徇私凡十二事，而枢密院党庇不按治。枢密使、副文彦博、吴充、蔡挺因此不入院，遣吏送印于中书，中书不受。上闻之，遣使促彦博等入院。彦博等言：『台官言臣等党庇吏人，与之相知漏泄。乞以其章付有司明辨黑白，然后正臣等违命之罪。』商英又言：『乞以臣所言博州失人刑名下有司定夺，并以任远事送开封府根治。若臣言不当，甘伏斧钺。』于是王安石曰：『枢院方治御史李则事，商英乃随攻博州事以报之。李则事御史所治诚不当，不自咎，更挟忿攻人，岂所谓怀忠良以事君者?』故有是命。先是，台勘劫盗李则死罪失出，奉世驳之。诏纠察刑狱司劾治，商英遂上章诋毁执政，言：『此大臣私忿，愿陛下收还主柄，自持威福，使台谏为陛下耳目，无使为近臣胁迁。』上为停诏狱。商英坐是与安石忤。及言博州事，彦博又疑商英阴附中书，故不能平。
六年十二月庚辰，修撰经义所检讨、洪州进士徐禧为镇南军节度推官、中书户房习学公事。禧与吴著、陶临皆以白衣为修撰经义所检讨，至是，又以选人入中书习学行检正字。初，吕惠卿荐禧所为治策二十四篇，上善之，曰：『禧言朝廷以经术变士人，十已八九变矣。然盗袭人之语而不求心通者亦十八九，此言是也。观禧文学，晓政事，宜试之于有用之地。』王安石曰：『中书检正官如章惇辈，朝廷当即有差除。后更用人如有不称，艰于退绌，欲置人为习学。』上以为然，于是以禧为之。中书五房习学公事自此始。
七年三月乙巳，郑民宪言：『奉诏同熙河路经略司相度借助应募弓箭人买种粮、牛具、造屋，及今夏耕种，乞带审官西院主簿舒亶往。』从之。亶，慈溪人，前为临海县尉。县负山濒海，民慄悍成俗，有使酒逐其叔父之妻至□者。亶命执之，不服，即断其首，投檄去。王安石闻而异之，欲召用。会丁父忧，服阕，乃除审官西院。曾布言市易事（事见《吕惠卿奸邪》）。
九年八月甲甲朔，侍御史周尹言：『河北西路转运判官李稷苛刻佻薄，务为气势，摧辱官吏。至相州，专捃吏人小过，委官决责，务以凌蔑韩琦。从来州有两西门，其东知州出入，其西以待宾客。稷怒阍者不启东门，追赴本司杖之。知琦适与客会食，故往谒琦。琦闻稷来，彻食退客，遽易冠带迎稷，稷复引去。行移公牒，言词侮慢。吏民皆以琦将相大臣，而为稷肆意轻辱，万口嗟愤。及体量司程之才等欲按劾其人，乞罢稷监司，以快众怒。据稷罪状，如修赵州城枉费财用，暴伐林木，当北使路削白，大书「充修城木」。后安抚司恐北使见之，遂遣人涂抹。又移牒相州通判，称「郡守以下，不如一逃走贼人」，意在骂琦。又牒诸州，称「如课利增剩，即其他细事一切不问；如课利亏少，即一一案劾前后不法。」又沮抑体量司般粮种等事。未睹朝廷施行。』诏提点刑狱司案责以闻。后提点刑狱司体量伐木、骂琦等事皆无有，其他如尹所言。诏札与稷令知，寻命稷与河北东路转运判官汪辅之两易其任。
十月戊子，尹又言稷无行，父死二十年不葬。乞罢稷职事。
十月戊子，上批：『翰林学士、权御史中丞邓绾操心颇僻，赋性奸回，论事荐人，不循分守。可落学士、中丞，以兵部郎中知虢州。』壬辰，诏：『权横海军节度推官、崇文院校书兼中书户房习学公事练亨甫身备宰属，与言事官交通，罢为漳州军事推官。』先是，王安石言：『臣久以疾病忧伤，不接人事，以故众人所传议论，多所不知。昨日方闻御史中丞邓绾尝为臣子弟营官，及荐臣子婿可用，又为臣求赐第宅。兼绾举御史二人，寻却乞不施行。闻其一人彭汝砺者，尝与练亨甫游说，故乞别举官。审如所闻，即绾岂可令执法，在论思之地?亨甫亦不当留备宰属。』故有是命。初，绾以附会王安石居言职。及安石与吕惠卿之党相倾，绾皆极力奏劾之。上益厌安石所为，绾惧安石去而失势，屡奏留之于上，其言无所顾忌。上怒，欲绌绾，安石亦惧，乃奏斥之。亨甫行险薄，谄事安石子雱以进，至是乃斥。丙午，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王安石罢为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
元丰元年，谏官蔡确以相州请求事，欲陷宰相吴充（见《蔡确欲陷吴充》）。
二年五月戊子，蔡确参知政事。时宰相吴充议变法，确争曰：『曹参与萧何有隙，代何相汉，一遵何约束。且法陛下所建立，一人协相而成之，一人挟怨而坏之，民何措手足乎?』充屡屈，法遂不变。
七月己巳，御史中丞李定言：『知湖州苏轼初无学术，滥得时名，偶中异科，遂叨儒馆，有可废之罪四。』御史舒亶言：『轼上谢表颇有讥切时事之言，流俗翕然争相传诵，志义之士，无不愤惋云云。』并上轼印行诗三卷。御史何正臣亦言：『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
十一月庚子，诏国子直监、颍州团练推官王沇之除名，永不收叙。先是，监生虞蕃诉学官上下共为奸赃败罔，事状不一，沇之等皆称是。下御史台案劾。又用御史何正臣之请，狱辞所及，虽蕃所不言，皆得究治。沇之等虽会赦，独特责之。然文学一狱，逾年方决，追逮遍四方。盖舒亶、何正臣为之。
三年九月庚子，知谏院舒亶言：『中书检正官张商英与臣手简，并以其婿王为之所业示臣。臣职在言路，事涉干请，不敢隐默。其商英手简并为之所业一册，今缴进。』诏商英落馆阁校勘、监江陵府江陵县税。初，亶为县尉，坐手杀人，停废累年。商英为御史，言其其才可用，乃得改官。至是反陷商英，士论恶之。
五年四月癸酉，王珪依前官，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蔡确依前官，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甲戌，太中大夫、知定州章惇守门下侍郎[6]，太中大夫、参知政事张璪守中书侍郎，翰林学士、承议郎蒲宗孟为中大夫，守尚书左丞，翰林学士、朝奉郎王安礼为中大夫，守尚书左丞，翰林学士、朝奉大夫李清臣试吏部尚书。
五月己丑，承议郎[7]、试御史中丞徐禧试给事中。先是，龙图阁待制邓绾知永兴军。禧言：『永兴故为浩穰，其民斗暴，加以兵政所寄，千里折冲，于今人才闒茸偷惰，无居绾右者。伏乞移绾内郡，别选才望之人。』诏知青州、龙图阁直学士刘庠与绾对易。上谓执政曰：『徐禧举孔武仲、邢恕为御史，如何?』王安礼曰：『武仲与恕志趣，岂可为御史?』张璪曰：『此两人皆异论者。』上曰：『徐禧论事，其意渐可见。大率怀惠卿之恩，尤欲进异论之人。』盖惠卿已叛去王安石，故多结附往时异论之人，欲以为党。唐垌仍上书荐惠卿天下奇才。盖垌适过扬，见惠卿，其事可知。禧自为中丞，昨日方请对，情状已露云云。故虽改绾青州，亦罢禧中丞（详见《惠卿奸邪》）。辛卯，上因言：『昨陕西初有师期，李稷奏运粮夫已备。及师行，夫数甚不足。盖稷所奏具文耳，无实也。稷言多欺罔，几误朝廷大事。吕惠卿所荐人物甚似惠卿。稷好大言，无诚实，外似刚直，质极污邪。』王珪曰：『稷深为惠卿所知。惠卿奏乞避蔡承禧，乃言：「执政知臣与承禧有隙，授以淮南，意在挠臣。」不知承禧之除出于陛下之意。』上曰：『惠卿性极贫鄙，虑为承禧所发，所以心不自安。』
六年八月辛卯，诏中大夫、尚书左丞蒲宗孟守本官知汝州，坐违法缮治两府也[8]。先是，宰执同对，上有无人材之叹。宗孟曰：『人才半为司马光以邪说坏之。』上不语，正视宗孟久之。宗孟惧甚，无以为容。上复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马光也。司马光者未论别事，只辞枢密副使。朕自即位以来，惟见此一人。他人则虽迫之使去，亦不肯矣。』又因泛论古今人物，宗孟盛称扬雄之贤。上作色言：『扬雄著《剧奏美新》，不佳也。』它日，宗孟又因奏书请官属恩，上曰：『所修书谬甚，无恩。』孟宗又引例书局、仪鸾司等当赐帛。上以小故未答，王安礼进曰：『修书谬[9]，仪鸾司人恐不预。』上为之笑。罢朝，安礼戏宗孟曰：『扬雄为公坐累！』
校勘记
[1]己卯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一○补。
[2]辛巳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一○补。
[3]癸亥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二八补。
[4]癸卯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三七补。
[5]叩陛 原本作『扣陛』，据《长编》卷二三七改。
[6]章惇 原本作『张惇』，据《长编》卷三二五改。
[7]承议郎 原本『承』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二六补。
[8]两府 《长编》卷三三八作『西府』。
[9]修书谬 原本无『谬』字，据《长编》卷三三八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六十五
神宗皇帝
常秩擢用
嘉祐五年五月己亥，颍州进士常秩为试将作监主簿、本州州学教授，翰林学士胡宿等言其文行称于乡里也。秩，临汝人，尝举进士不中，退在陋巷二十余年。为学求自得，尤长于《春秋》。学者常以孙复所学问秩，秩曰：『此商君法耳。步过六尺，与弃灰于道者皆有诛，不近人情甚矣！』
治平四年十月癸丑，诏将作监主簿常秩赴阙，便殿引见，令颍州长吏敦遣，仍赐装钱百千，无得受秩辞避章表。
熙宁二年六月丁未，翰林学士吕公著言：『颍川人常秩道德修于乡里，名实著于海内。欲乞召置台阁。』诏本州长吏敦遣赴阙。
四年四月甲戌，试将作监主簿常秩为右正言、直集贤院、管勾国子监。初，秩不肯仕宦，世以为必退者。及王安石更定法令，士大夫沸腾以为不便，秩在闾阎，见所下诏书，独以为是。被召，遂起。及对垂拱殿，上问秩：『先朝累有除命[1]，何以不起?』秩言：『先帝容臣辞免，故臣得以久安里巷。今陛下迫臣不许稽违诏旨，是以不敢不来，岂敢有所辞，择去就也?』上嘉之，徐问当今何以免民冻馁。秩言：『法制不立，庶民食侯食，服侯服，此今之大患也。』且言：『臣才不适时用，愿得复归。』上曰：『卿来，安得不少留乎?俟异日不能用卿，然后有去就可尔。』初议除秩官，王珪曰：『可太子中允。』上曰：『待此人当适理分之宜。』乃有是命。
五年八月，颍州言：太子少师致仕欧阳修卒。初谥曰文，常秩曰：『修有定策之功，请加以忠。』乃谥文忠。修善荐士，一时名卿贤士，出修门下者甚众，而荐秩与连庶尤力。秩晚仕于朝，君子非之，修自以为失。庶终不出，修自以为得也。
六年三月壬戌[2]，右正言、直集贤院兼天章阁侍讲、知谏院、管勾国子监常秩罢天章阁侍讲及谏院，从所请也。秩初免修起居注，未几，复面乞罢去。上惊曰：『方赖卿德义，何遽求去也?』于是又以疾求归。上遣内侍就第谕旨，秩固称疾。诏赐告，仍听免二职。王安石白上曰：『风俗患不忠信、无廉耻至甚。如秩美行，宜加崇奖。留之在朝，足以表励风俗。如诸葛亮以许靖有人望，使为三公，此已自不情，非所以率人为忠信。』上曰：『乡者秩人望极盛，曾公亮尝言召，出必坏却。』王安石曰：『人各有所用。如秩安贫守节，在朝不为无补也。』
五月甲子，上批：『常秩在病告已满百日。闻有司以例停俸。秩家素贫，父子卧病，僦居京师，复罢官俸，则遂绝鬻药之资，甚无以称朝廷遇秩之意。可毋停给，月皆给之。』
八年十月丁未，颍州进士常立为天平军节度推官、崇文院校书。立，秩之子。
十年二月[3]，右正言、宝文阁待制、权判西京留守御史台常秩卒。诏：『秩久以懿行见称乡里，朝廷特起，置之侍从，而恬静自居，不替素守，宜优赙赠，以励廉隅。赠右谏议大夫，赙绢三百疋。』秩起处士，在朝廷碌碌无所发明，问望日损，为时讥笑。
郑侠贬黜
熙宁七年四月。先是，监安上门、光州司马参军郑侠言：『去年大蝗，秋冬亢旱，以至今春不雨。麦苗于枯，黍粟麻豆，皆不及种。五谷踊贵，民情忧惶。』又言：『臣又见南征西伐，皆以其胜捷之势、山川之形为图而来，料无一人以天下忧苦、质妻卖女、父子不保、迁移逃走、困顿蓝缕、折屋伐桑、争贷于市、输官籴米、遑遑不给状为图而献。臣不敢以所闻闻，谨以安上门逐日所见绘为一图。』（详见《王安石事迹》）侠，福清人也。于是上出侠疏及图以示朝臣，问王安石识侠否。安石曰：『尝从臣学。』因乞避位。上不许，乃诏开封府劾侠擅发马递之罪。丙戌，礼部侍郎、平章事、兼修国史王安石罢为吏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韩绛拜相，吕惠卿参政。
八年正月庚子[4]，右谏议大夫冯京守本官知亳州[5]，权发遣户部副使王克臣追一官，司封郎中、集贤校理丁讽落职、监无为军酒，著作佐郎、秘阁校理王安国追毁出身以来文字，放归田里，内殿承制杨永方追一官，汀州编管人郑侠改英州。御史台奏：『前庆州录事参军杨忠信、检院吏孔仲卿、抚州进士吴无志并决杖编管，忠信郴州，仲卿邵州，无志永州，忠信仍除名，永不叙用。』侠既窜汀州，人多怜之，或资其行。吕惠卿憾侠不置，且恶冯京异议，欲籍侠以排去京，并及王安国，乘间白上曰：『侠书言青苗、免役、流民等事，此众所共知也。若言禁中有人被甲登殿诟骂，此禁中事，侠安从知?此盖侠前后所言，皆京使安国导之。』上亦疑焉。他日，问京曰：『卿识郑侠乎?』对曰：『臣素不识侠。』侍御史知杂事张琥闻之，阴访求京与侠交通状。或语以京尝从侠借书，遗之钱米。琥即劾奏：『京与侠交通有迹，而敢面谩云不识。又侠所言朝廷机密事，非京告教，何得闻此?』上以章示京，京对：『实不识，乞下所司辨。』琥又言：『侠自言京为之主。按：京身为辅弼，政事有所未便，自当廷议可否，岂宜怀二，阴结小人?若京实无此，侠当坐诬大臣之罪，侠虽逐，而京之事状未明，乞追侠付狱穷治。』诏送御史台。京乃言：『侠事因琥按劾，则御史官属不得无嫌。且朝廷欲见，不过臣与侠有无往还问遗实迹耳。乞治于他司，或遣官就御史台根究。』诏知制诰邓润甫往推究。琥请遣奉礼郎舒亶乘驿追侠于陈州，索其橐中文字，悉封上之。狱官又掠治侠，令具疏所与交通者，皆捕送狱。僧晓容善相，多出入京家，亟收系考验，取京门历阅视实客，无侠名。润甫等深探侠词，多所连引，狱久不決，台官皆不得归家。上以其枝蔓，诏趣结绝。琥又言：『侠事连京，理须考实，而证左有所畏望，未肯尽情通说，勘司又被旨催迫，无缘穷究。况侠毁斥朝政，姗骂大臣，非有所恃，安敢如此?若不推见事情，明正国典，则小人朋比，何以禁止?乞令尽理根究。』从之。时十二月丙戌也。侠素事王雱，而议论常与雱异，与安国同非新法，安国亲厚之。尝谓安国曰：『侠前后以书谏丞相不听，得毋为人所误?』安国曰：『安国言且不听，子言彼岂肯信乎?彼作一事，必得四海九州怨怒然后行，何谓为人所误?』及侠上书，安国索其草视之，侠不与。安国曰：『能言之者，子也。能揄扬宣布于人者，我也。子必以其章示我。』侠曰：『已焚之矣。』侠诣登闻检院上书，讽判检院，延与坐，啜茶，询其所言，称奖之。讽又尝见京，语及侠。京称：『侠文辞甚佳，小臣不易敢尔。』侠监安上门，时克臣为盐铁副使，荐之。其逐也，有求于克臣，克臣命长子公约谕次子驸马都尉师约馈之。师约曰：『师约连姻帝室，不敢与外人交，请具白金，大人自遗之。』克臣从之，遗侠以白金三十两。侠往辞安国，安国谓曰：『子可谓独立不惧矣。』及是台司鞫讽、安国及克臣子公约等。安国初不承，狱吏引侠使证之。侠见安国，笑曰：『平甫居常自负刚直，议论何所不道?今乃更效小人，欲为抵谰邪?』安国即承：永方、忠信、仲卿、无志，皆尝与侠游者也。狱既具，上以京大臣，令推究官取信否状，并问克臣，京等皆引罪。润甫及中丞邓绾疏：『侠肆意谤讪朝廷，议罪投之远方，此人臣之所共嫉。克臣以戚里受国厚恩，知侠国之所弃而资给之；安国以下士擢置文馆，而奖激狂妄，非毁其兄；及永方、忠信等传言惑众，尤为可恶。虽犯在赦前，及元非朝旨推究之人，据其状，不可不惩。』遂罢京政事，侠远徙，讽等皆得罪。晓容勒归本贯。吕惠卿议侠当大辟，上曰：『侠所言非为身也，忠诚亦可念，岂宜深罪?』始，惠卿事安石如父子。安国负气，恶其俭巧，数面责之，惠卿切齿。及安石罢相，引惠卿辅政，惠卿遂欲代安石，恐其复来，乃因侠狱陷安国，亦以沮安石也。安国既贬，上降诏谕安石，安石对使者泣。及再入相，安国犹在国门，由是安石与惠卿交恶。侠虽荐京宜为宰相，然实不识京。侠又称元绛、孙永、王介凡四人，自言识绛，余皆未识，而琥等独斥京，蓋希惠卿风旨也。
十一月己卯，钱藻罢直舍人院。御史中丞邓绾言：『冯京为性庸狠，朋邪狗俗，而藻乃称京执政不回，一节不扰。乞加黜责。』上从之。绾知王安石恶京，又恐京复用，故为此以附会安石也。
蔡确欲陷吴充
元丰元年闰正月庚辰，御批：『近降相州吏人于法寺请求失人死罪刑名事。缘开封府刑狱与法寺日有相干，深恐上下忌疑，不尽情推劾，致奸贼之吏得以幸免。宜移送御史台。』初，韩琦判相州，有三人为劫，为邻里所逐而散[6]。既而为魁者谓其徒曰：『自今劫人，有救者先杀之。』众诺。他日又劫一家，执其老姥，榜棰求货。邻人不忍其号呼，来语贼曰：『此姥更无他货，可惜榜死[7]。』其徒即刺杀之。州、司皆处三人死。刑房堂后官周清本江宁府法司[8]，后为三司大将，王安石引置中书，且立法云：『若刑房能较审刑、大理寺、刑部断狱违法得当者，一事迁一官。』故刑房吏日取旧按，吹毛以求其失。清以此自大将四年迁至供备库使、行堂后官事。相州狱已決数年，清驳之曰：『新法：凡杀人，虽已死[9]，其为从者被执，虽考掠，若能先引服，皆从按问，欲举律减一等。今盗魁既令其从云「有救者先杀之」，则魁当为首，其徒用魁言杀救者则为从，又至狱先引服，当减等。而相州杀之，刑部不驳，皆为失人死罪。』事下大理，大理以为：『魁言「有救者先杀之」，谓执兵仗来斗者也。今邻人以好言劝之，非救也。其徒自出己意手杀人，不可为从。相州断是。』详断官窦革、周孝恭以此白检正刘奉世，奉世曰：『君为法官，自图之，何必相示?』二人曰：『然则不可为失入。』奉世曰：『君自当依法，此岂必欲君为失入耶?』于是大理奏相州断是。清执前议再驳，复下刑部。新官定刑部以清驳为是。大理不服。方争论未決，会皇城司奏：相州法司潘开赍货诣大理行财枉法。初，殿中丞陈安民签书相州判官日断此狱，闻清驳之，惧得罪，诣京师，历抵亲识求救。文彦博之子、大理评事及甫，安民之姊子、吴充之婿也。安民以书召开云：『尔宜自来照管法司。』竭其家资入京师，欲货大理胥吏问消息。相州人高在等在京师[10]，为司农吏，利其货，与中书吏数人共耗用其物，实未尝见大理吏也。为皇城司所奏言：赍三千余缗赂大理。事下开封按鞫，无行赂，惟得安民与开书。谏官蔡确知安民与吴充有亲，乃密言：『事连大臣，非开封可了。』遂移其狱御史台，盖从确请也。
四月乙巳，知谏院蔡确既被旨同御史台按潘开狱，遂收大理寺详断官窦革、周孝恭等，枷缚暴于日中凡五十七日，求其受赂事，皆无状。中丞邓润甫夜掠囚声，以为革、孝恭等，其实他囚也。润甫心非确所为惨刻，而力不能制。确引陈安民置枷前而问之，安民惧，即言尝请求文及甫。及甫云：『已白丞相，甚垂意。』丞相，指吴充也。确得其词，喜，遽欲与润甫登对，且奏充受请求枉法，润甫止之。明日，润甫在经筵，独奏：『相州狱甚冤，大理实未尝纳赂。而蔡确深探其狱，枝蔓不已。窦革等皆朝士，榜掠身无全肤，皆御冤自诬。乞蚤结正。』权监察御史里行上官均亦以为言。上甚骇异。明日，确欲登对，至殿门，上使人止之，不得前。手诏：『闻御史台勘相州法司颇失宜，遣知谏院黄履、勾当御药院李舜举据见禁人欵求引问证验有无不同，结罪保明以闻。』履、舜举至台，与润甫、确等坐帘下，引囚于前，读示欵状，令实则书实，虚则陈冤。前此确屡问，因有变词者辄笞掠。及是，囚不知其为诏使也，畏狱吏之酷，不敢不承，独窦革翻异。验考掠之痕，则无之。履、舜举还奏，上颇不直润甫等言。乙卯，蔡确为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中丞邓润甫落职、知抚州，上官均责授光禄寺丞、知光泽县。润甫责辞云：『奏事不实，奉宪失中。言涉诋欺，内怀顾避。』均云：『不务审知，苟为朋附。俾加阅实，不知所言。』先是，上别遣黄履及李舜举赴御史台鞫相州法司狱[11]，确知上意不直润甫等，即具奏：『润甫不悦推见陈安民请求执政情节，责骂吏人，均亦在傍愤恚，见臣不与之同，润甫便行公文云：未敢上殿。次日却闻因进读留身，续又与均密自奏事，不令臣签书，必以臣见其朋奸之迹，恐臣论列，故造飞语以中伤臣。蒙陛下遣黄履、李舜举诣台审问，润甫与均以聚厅引问罪人处，犹敢对使者交口纷纷，意欲开诱罪人翻异，而罪人了无异辞。履及舜举备见。』上始亦疑相州狱滥及无辜，遣使讯之，乃不尽如润甫等所言。确从而攻之，故皆坐贬。确迁中丞[12]。凡朝士系狱者，确令狱吏卒与之同室而处，同席而寝，饮食旋溷，共在一室。置大盆于前，凡馈食者，羹饭饼铒悉投其中，以杓匀搅，分饲之如犬豕，置不问，故系者幸其得问，无罪不承。
六月辛酉，诏殿中丞陈安民追一官勒停，展三期叙；太常博士吴安特追一官，免勒停冲替；前检正中书刑房公事刘奉世落直史馆，免勒停，监陈州粮料院；详断官窦革追一官勒停；详议官周孝恭、大理评事文及甫并冲替。安民尝官相州，坐与失入死罪，属及甫言于宰相吴充；安持坐受及甫属以谕奉世；奉世坐谕法官令指定不须作失入；革、孝恭坐定为非失入，其牵连得罪者又数十人，充释不问。周清迁一官。初，蔡确断勘是狱，欲锻炼以倾充。既为中丞，遂收系及甫。及甫惧，即如安民前欵称尝白充，诺之。且称尝属充子安持。确又收奉世。奉世先为枢密院检详，充自枢密使拜相，奏奉世检正中书，充雅信重之。确令大理官吏称受奉世风旨，欲出安民罪。奉世惧，亦称于起居日尝受安持属。确又欲收安持，诏第令即讯。安持恐被收，亦称尝属奉世。时三司使李承之、户部副使韩宗彦皆上所厚，忠彦，琦子，而承之尝为都检正，确皆令囚引之。承之知之，数为上言确险陂之情，上意稍解，趣使结正。于是狱成，忠彦犹赎铜十斤。充上表乞罢相，及阖门待罪者三四。上趣遣中使召出，令视事。确屡率言事官登对，言罪安持太轻。上曰：『子弟为亲识请托，不得已而应之，此亦常事，何足深罪?卿辈但欲共攻吴充去之，此何意也！』以确所弹奏札还之，言者乃已。
墨本云：狱成，人以为冤。朱本削去。今详述其事，则冤事自见也。
何正臣诬吕公著
元丰元年六月，前国子监丞陈世儒殴婢逃，且告世儒及其妻李氏与群婢共害其母张。诏开封府鞫之。世儒，执中子也。
三年二月壬戌[13]，诏知濠州、秘书监、集贤院学士苏颂归班，群牧判官、都官郎中庞元英送审官东院，大理评事吕希亚[14]、赞善大夫晏靖并冲替。颂坐前知开封府鞫陈世儒事，而元英诣颂侦问，颂尝酧对，但言其情状极丑恶，刑名未可知。法寺当颂、元英以不应为从重，希亚与靖亦尝侦问[15]，后坐报上不实。始颂鞫世儒，狱具，辄为法官所驳。或谓颂欲宽世儒夫妻。上诘颂，且曰：『无纵有罪。』颂对曰：『事在有司，臣固不敢谕之使重。』诏移狱于大理。大理因言：『颂尝受吕公著请求。』遣官即讯于濠州，而世儒狱又移付御史台。颂自濠赴台置对，御史曰：『君素长者，必以亲旧之情不能违。速自言，毋重困辱！』颂曰：『诬人以死，不可为。若自诬以得罪，虽甚重，不敢避。』遂手书数百言付狱吏。上览奏牒疑之，诏御史求实状。御史反覆究治无所得，乃诘大理狱吏所得公著请求之说。吏穷，吐实曰：『此大理丞贾种民增减其辞为之也。今其稿尚在。』取而视之，信然。于是种民抵罢，而颂得辨明，犹坐酬对元英等为泄狱情，故罢濠州。
四月丁酉子[16]，同知枢密院吕公著时为端明殿学士兼侍读。世儒妻李将就逮，亟谓其母吕曰：『幸告端明翁，为祝苏尹得，即讯于家。』吕即夜至公著所如女言[17]。公著曰：『不可。比相州狱，正坐请求耳，逮系者数百人。况此岂可干人?』即吕涕泣而退。其年九月，公著除同知枢密院。明年正月，迁其狱于大理，又迁其狱于御史台，逮公著婿邵𪛌及二婢，仍檄閤门止公著朝谒。上召公著入谒如常，公著即避位，待辨于家。上数遣内侍劳问，促公著复位，公著讫不敢起。何正臣治狱皆无左验，遂诏停狱，遣中使谕公著狱事已解，可亟入就职。越三日壬寅，公著入谒告谢，上曰：『有司考竟，都无一事。』比拜起，上如是言者再。始公著被诬，或谓：『公著以辅弼枉吏议，当随事自承，不宜有陈。』公著曰：『不然。自古公卿大臣，遭枉滥而不能自直者多矣，皆不得其时也。今吾生治世，事明主，近在帷幄之间，一旦被诬而不能申理，则四方疏远之人何以自明?将恐治狱者狃以自张，被罪者望风畏却，一罹诃问，例自承服。至朝廷有滥罚之讥，罪乃在吾，而不在朝廷也。』
二年九月丁丑，诏前国子博士陈世儒并妻李、婢高、张等十九人并处斩，婢高凌迟，妻李特仗死，婢单等七人贷死杖脊，分送湖南、广西、京西路编管。世儒，宰相执中子。执中嬖妾张氏淫悍不制，生世儒未久而执中死。诏张氏为尼。世儒既长，迎归，与妻李事之不谨。李，龙图阁直学士师中女；母，吕氏夷简孙也。世儒知舒州太和县，庸騃不乐为外官，与李讽诸婢欲谋杀张，欲以忧去。诸婢以药毒之，不死，夜持钉陷其胸骨以丧。还京师，为诸婢告发，而李辞屡变，凡三易，狱始得实。于是元勘官皆得罪。
校勘记
[1]除命 原本作『余命』，据《长编》卷二二二改。
[2]壬戌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四三补。
[3]十年二月 原本作『十二年二月』，据《长编》卷二八○删『二』字。按：常秩卒在熙宁十年二月己酉。
[4]庚子 原本作『甲午朔』，误，《长编》卷二五九云：『熙宁八年春（正）月甲午朔，不视朝。』兹据《长编》卷二五九移至庚子日。
[5]右谏议大夫 原本脱『右』字，据《长编》卷二五九补。
[6]邻里 原本作『怜里』，据《长编》卷二八七改。
[7]榜死 原本作『榜使』，据《长编》卷二八七改。
[8]刑房堂后官 原本作『□后官』，据《长编》卷二八七补。
[9]已死 原本作『以使』，据《长编》卷二八七改。
[10]高在 原本作『高在在』，衍一『在』字，据《长编》卷二八七删。
[11]赴御史台鞫相州法司狱 原本作『赴御史鞫台相州法司狱』，据《长编》卷二八九乙正。
[12]确迁中丞 原本无『确』字，据《长编》卷二八九补。
[13]壬戌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三○二补。
[14]吕希亚 原本『亚』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二补。
[15]希亚 原本脱『亚』字，据《长编》卷三○二补。
[16]丁酉 原本作『己未』，据《长编》卷三○三改。
[17]如女 原本作『知女』，据《长编》卷三○三改。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六十六
神宗皇帝
三司条例司废置
熙宁二年二月甲子，命知枢密院陈升之参知政事。王安石取索三司应于条例文字看详，具合行事件闻奏，别为司，名曰同制置三司条例。先是，上问：『何以得陕西钱重，可积边谷?』安石对：『欲钱重，当修天下开阖敛散之法。』因言：『泉府一官，先王所以摧折兼并、均济贫弱、变通天下之财，而使利出于一孔者，以此也。』上曰：『诚如此。今但知有此理者已少，况欲推行?』安石曰：『人才难得，亦难知。今使能者理财，则十人之中，容有一二人败事。况所择而使者非一人，岂能无此失?』上曰：『自来有一人败事，则遂废所图，此所以少成事也。故置条例司[1]，以讲求理财之术焉。』安石因请以吕惠卿为制置司检详文字，从之。
三月戊寅，上曰：『近阅内藏库奏，外州有遣衙前一人专纳金七钱者。』因言：『衙前伤农，令制置三司条例司讲求利害立法。』癸未，前权大名府留守推官苏辙为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先是，辙奏疏略曰：『臣所谓丰财者，非求财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财者而已。事之害财者三，一曰冗吏，二曰冗兵，三曰冗费。』疏奏，上批付中书曰：『详观疏意，如辙潜心当今之务，颇得其要。郁于下僚无所伸，诚亦可惜。』因召对，而有是命。乙酉，陈升之、王安石等言：『除弊兴利，非合众智则不能尽天下之理。乞诏三司判官、诸路监司及内外官有知财用利害者，详具事状闻奏，诸色人听于本司陈述。』于是诏令三司判官及发运、转运使、副、判官，及提举辇运使、粜籴[2]、市舶、榷场、提点铸钱、制置解盐等臣僚，限受诏后两月，各具所知本职及职外财用利害闻奏。诏曰：『朕理财之臣失于因循，法遂至大坏。内外臣僚有能知财用利害者，详具事状闻奏。其诸色人，亦具事理，于制置三司条例司陈状。在外者，即随所属州军投状，缴申条例司。』戊子，两府同奏事，上即问王安石：『制置条例如何?』安石曰：『已检讨文字，略无伦绪，亦有待人而后可举者。然今欲理财，则须使能。天下但见朝廷以使能为先，而不以任贤为急；但见朝廷以理财为务，而于礼义教化之际有所未及，恐风俗坏，不胜其弊。陛下当深念国体有先后缓急。』上颔之。
八月庚戌，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苏辙言：『每于本司商量公事，动皆不合。臣以有状申本司，具述所议不同事，乞除一合人差遣。』诏依所乞。
九月丁卯，制置三司条例司言：『累有臣僚上言籴常平广惠仓及振贷事。今详比年灾伤赈贷，多出省仓。窃以为省仓以待禀赐尚若不足，而又资以赈贷，此朝廷所以难施惠，而凶年百姓或不被上之德泽也。今诸路常平广惠仓略计十五万以上贯石，敛散之法，未得其宜，故爱人之利未博，以致更出省仓赈贷。今欲以常平广惠仓见在斛斗，遇贵量减市价粜，遇贱量增市价籴，其可以计会转运司用苗税及钱斛。就便转易者，亦许兑换，仍以见钱，依陕西青苗钱例取。民情愿豫给，令随税纳斛斗内。有愿请本色或纳时价贵愿纳钱者，皆许从便，务在优民。如遇灾伤，亦许以次料收熟日纳。若此行之，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又民既受贷，则于田作之时不患阙食，因可选官劝诱，令兴水土之利，则四方田事加修。盖人之困乏，常在于新陈不接之际。兼并之家乘其急，以邀倍息，而贷者常苦于不得常平广惠之物收藏积滞，必待年俭物贵然后出籴，而所及者，大抵城市游手之人而已。通一路之有无，发贱欽以广蓄，积平物价，使农人有以赴时趋事，而兼并不得乘其急。凡此皆以为民，而公家无所利其入，是亦先王散惠兴利，以为耕敛补助，裒多益寡，抑民豪夺之意也。旧制，常平广惠仓专隶提刑司。缘今来创立新法，合有兑换钱斛，藉转运司应副，乃克济办。乞委转运司提举，仍令提点刑狱司依旧管辖，毋得别以支用。兼事初措置非一，欲量诸路钱谷多寡，分遣官提举，仍先次于河北、京东、淮南三路，候其有绪，即推之诸路。其广惠仓除量留给老疾贫穷人外，余并用常平仓转移。其法给常平广惠仓钱，依陕西青苗钱法，于夏秋未熟已前约逐处，收成时酌中物价，立定预支每斗价，召民愿请。仍常以半为夏料，半为秋料。』并从之。辛未，条例司请以太常博士秘阁校理李常、前许州司理参军国子监直讲王汝翼为检详文字官[3]，殿中丞知冤句县张复礼、前明州司法参军李承之为相度利害官。丙子，条例司言：『常平广惠仓条约已行于京东、淮南、河北三路。访闻诸路民间多愿官中支贷，乞令司农寺遍下诸路转运司：如有便欲施行，即具以闻，当议迁置提举官。』诏可。条例司言：『银铜坑冶、市舶之物，皆上供而费出诸路，故转运司莫肯为，课入滋失。今既假发运司，以钱货听移用六路之财，则东、西、南经费皆当责办。请令发运司副兼提举九路银铜铅锡坑冶、市舶之事，条具利害以闻。』（此以上据本志增入)乃诏发运使薛向、副使罗拯兼都大提举江淮两浙荆湖福建广南等路银铜铅锡坑冶市舶等[4]。从之。上手诏向曰：『东南利国之大，舶商亦居其一焉。昔钱、刘窃据浙、广，内足自富，外足抗中国者，亦由笼海商得术也。卿宜创法讲求，不惟岁获厚利，兼使外蕃辐凑中国，亦壮观一事也。』向既兼总九路财赋，即奏：『移用金谷，要当不失事机，如响应声，远近一体，则功利易集，而民亦受赐。今九路监司鲜能协力，徒害成事。请辟置本司官属分隶诸路，参举众事，纠其弛慢不职。凡财货轻重、郡县丰凶、山泽之利废兴、府库之积虚实，可以周知其数，以通有无。』从之。于是置勾当公事官九员，分领九路，凡移用财赋、兴置坑冶、茶矾酒税、钱监、造船、雇籴、辇运等事。先是，漕运吏卒上下共为侵盗贸易，甚则托风水沉没以灭迹，而官物以故湿恶陷折者，岁不减二十万斛。至向，始募客舟与官舟分运，以相检察，而旧弊悉去。
十一月乙丑，命枢密副使韩绛同制置三司条例。初，陈升之既拜相，遂言：『制置三司条例司难以签书，欲令孙觉、吕惠卿领局，而升之与王安石提举。』安石曰：『臣熟思此事，但可如故，无可改者。』升之曰：『臣待罪宰相，无所不统。所领职事，岂可称司?』安石曰：『于文，反后为司。后者，君道也；司者，臣道也。臣固宜称司。』升之曰：『今之有司、曹司皆一职之名，非执政之所宜称。』安石曰：『古之六卿，即今执政，有司马、司徒、司空，各名一职，何害于理?』曾公亮曰：『今之执政乃古三公，古之六卿，即今之六尚书也。』安石曰：『三公无官，惟以六卿为官。如周公，即以三公为冢宰。盖其它三公，或为司马，或为司徒，或为司空。古之三公，犹今三司；古之六卿，犹今两府也。宰相虽无所不统，然亦不过如古冢宰而已。冢宰惟掌邦治，至于邦教、邦政、邦礼、邦刑、邦事，则虽冢宰，亦有所分掌矣。』升之曰：『若制置百司条例则可，今但制置三司一官条例则不可。』安石曰：『今中书支百钱以上物及补三司吏人，皆奏得旨，乃施行。至于制置三司条例司，何故乃以为不可?』上曰：『乃者陈升之在枢密院，今俱在中书。并归中书，何如?』安石曰：『先王制事，各因事势所宜。唐虞兵、刑皆在士官，以皋陶一人领之。后世兵事愈多而重，则分为司马、司寇两官。非欲苟变先王之法，以时势不同故也。今天下财用困急，尤当先理财。《易》曰：「理财正辞。」先理财然后正辞，先正辞然后禁民，为非事之序也。孔子曰：「既庶矣富之，既富矣教之。」孟子亦曰：「丧使无憾，王道之始也。」此陛下之所理财而制置一司，使升之与臣领之之意也。特置一司，于时事宜，恐不须并。』j升之以为并之无伤。安石曰：『今分为一司，则事易商议，早见事功。若归中书，则待四人无异议，然后草具文字。文字成，须遍历四人看详，然后出于白事之人，亦须待四人皆许，则事积而难集。陛下既使升之与臣执政，必不疑升之与臣专事而为奸。况制置司所奏请，皆关中书审覆，然后施行，自不须并入。』争于上前，日高不決，乃皆退。他日又对，升之固以为不可置司。上欲使安石独领，安石以为非便，曰：『陛下本置此司，令中书、枢密各差一人。今若与韩绛同事，甚便。』上曰：『善。』故有是命。升之深狡多数，善傅会以取富贵。为小官时，与安石相遇淮南，安石深器之。安石时为扬州签判，有《送升之序》。及安石用事，务变更旧制，患同执政者间不从，奏设制置条例司，引之共事。凡所欲为，自条例司直奏行之，无复龃龉。升之心知其不可而竭力赞助，或时为小异，阳若不与安石皆同者。安石不觉其诈，深德之，故安石推升之使先为相。升之既登相位，于条例司事遂不复肯关预。安石固以请，升之曰：『兹事盍归之三司?何必搅取为己任也?』安石大怒，二人于是乎始判。
闰十一月，条例司又言：『西京左藏库副使高遵裕等十一人，各乞置交子务。本司详交子之法用于成都府路，人以为便。今河东公私铁钱，若运铁钱劳费，宜试如遵裕等议，行交子之法，仍令转运司举官置务。』从之。
十二月癸未，上谓王安石、韩绛曰：『吕公著言：条例司近转疏脱，所举官皆是奴事吕惠卿得之，并非韩绛、王安石所识。』安石曰：『自外举者，诚或非臣等所识，然取于众议。若谓奴事吕惠卿，则惠卿在条例司用事已来，几日在外?人如何奴事得?』
三年，诸公论青苗新法不便（详见《论青苗法》）。
三月，国子监直讲王汝翼辞条例司检详文字。
五月甲辰，诏：『近设制置三司条例司，本以均通天下财利。今大端已举，惟在悉力应接，以取成效。其罢归中书。』先是，文彦博等皆请罢制置条例司。上谓彦博曰：『俟群言稍息，当罢之。』不欲亟罢，恐伤王安石意故也。
议减兵数杂类
熙宁元年六月丙寅，命司马光、滕甫同看详裁减国用制度，仍取庆历二年数，比见今支费有不同者开析以闻。光登对，言：『国用所以不足者，在于用度太奢，赏赐不节，宗室繁多，官职冗滥，军旅不精。此五者，非愚臣一朝一夕所能裁减。若但欲如庆历二年裁减制度比见今支费数，此止当下三司供析。其同与不同，立可尽见，不必更差官置局。』上因问五者利害，光具悉以对，上深开纳。明日，即罢裁减局，但下三司供析而已。
十二月己亥朔，诏京东武卫四十二指挥并分隶河北都总管司，六指挥隶大名府路，三十六指挥分隶定州、高阳关两路，分番往戍。先是，此军本备河北戍守，近岁分屯诸路。朝廷将减缘边土兵，以省三司馈饷，故有是诏。
二年正月乙酉，枢密院进呈减住营尚多，而驱策之方犹少。但如种古之徒，已不获自尽矣。
十月戊戌，上问节财如何，王安石对以减兵最急。上曰：『比庆历数，已甚减矣。惟别有措置乃可耳。』安石曰：『精训练募兵，而鼓舞三路百姓习兵，则兵可省。』先是，陈升之建议：『卫兵年四十以上稍不中程者，量减请受。』从之。淮南吕公弼上言以为：『既使之去本土，又减其常廪，于人情未安。且事体甚大，难遂行也。』于是上问升之：『退军事，当时曾与密院众商量否?今却皆争论以为难，此乃是合退作剩员优假之故。别立等，有何所伤?』公弼言：『臣不比它人立事取名，恐误陛下事。若二十万众皆变，为之奈何?』升之具论祖宗旧法。曾公亮曰：『为之当有渐。』王安石亦云。上曰：『但执政协心，不扇动人情，自无事。』安石曰：『公弼来陛下处言，止是临事而惧，固无所害。若退以语众，乃为扇摇人情。』上曰：『柴世宗如何得兵精?』安石曰：『亦只是简汰。然柴世宗精神之运，威令之加，有在事外者，乃能济事，而无侮败。』龙图阁直学士陈荐言：『大臣建退军之议，损禁兵月廪，使就食江淮。禁兵在京师，祖宗之制，所以重内轻外，其来已久。人情既安习，一旦辇徙，去国客食，卒伍众多，非所以安之也。宜如旧。』上从之，卒罢退军议。
闰十一月，上问府兵之制，曰：『府兵与租庸调法相须。』安石曰：『今上番者，即以衣粮给之，则无贫富，皆可入卫出戍。虽未有租庸调法，亦可为也。但义勇不须刺手背，刺何补于制御之实?今既良民为之，当以义礼奖养。刺手背但使其不乐，而实无补也。又择其乡闾豪杰为之将校，量加奖拔，则人自悦服。今募兵宿卫，乃有积官至刺史、防团者。移此与彼，固无不可。陛下审择近臣，使皆有政事之才，则他时可比数[5]，且祖宗朝，北鄙无警，即便罢兵。今既讲和而屯兵至多，徒耗钱帛。』文彦博曰：『自古皆募营兵，遇事息即罢。汉文帝以恭俭，故至武帝时府库充实，然因用兵，卒致公私匮乏。』上曰：『文、景恭俭，岂是庶事不为以致富盛?盖能立制度，所以有成效也。如仁宗朝，何尝横有费用?止缘众人妄耗物力，府库遂空。』韩绛曰：『朝廷须修法度，爱惜财帛，乃能休息生灵。一人独俭，未足成化。』陈升之曰：『已议暗消本路特兵，于京东招补，亦将有序，不数年可见效矣。』吕公弼曰：『缘边之兵，不可多减，若遇大阅，人数全少，北人观之非便。』彦博曰：『自有遣戍兵，不至阙事也。』上曰：『卿等可详议以闻。』
九月乙亥，上谓陈升之、王安石曰：『今赋入非不多，只是用度无节，如何节用?』升之、安石皆言兵及宗室之费。上曰：『朕尝问王存以兵费，乃言：「臣不曾讲兵书。」』因问安石如何省兵。安石曰：『陛下今欲省兵，当择边州人付以一州，令各自精练，仍鼓舞其州民，使各习，则兵可省。前日陛下所召种古等数人，臣略与语，似亦皆可付一州。臣因与言：「古今边州有兵五千处，若止拣留三千，仍以二千人衣粮之费令以鼓舞，所留兵及州民使习兵战，则可以战守否?」古乃言：「若果然止得二千人兵，亦可矣。」』上言太祖付边将事，安石曰：『今有可胜太祖时：并边民户日蕃息，所恃不尽，在募兵而已。若募兵令边将得自拣择训练，如太祖时，则尤易以待敌。』上言：『五代时，方镇皆豪杰，所以能自守一方，不须朝廷之助。』安石曰：『五代时方镇岂皆豪杰?如罗洪信，乃是众人求主不得，大呼于众：「谁能为节度使者?」洪信出应募，遂立以为帅。然亦能独保一镇者，以其任事得自专故也。今朝廷待边将拘制之法，令将此等军。今募兵出于无赖之人，尚可为军厢主，则近臣以上，岂可不及此辈?此乃先王成法，社稷之长计也。』上极以为然。
十二月乙亥，上论及边兵已不足以守，虽费衣粮，然又不可减。王安石曰：『今若更减，即诚无以待缓急；不减，则费用无有巳时。若不能治兵稍复古制，则中国决无富强之理。』上因言：『义勇可使分为四蕃出戍。』吕公弼曰：『须先省得募兵，乃可议此。』安石曰：『计每岁募兵所死亡之数，乃以义勇补之可也。』上问：『唐都关中，府兵多在关中，则为强本。今都关东而府兵盛，则京师更不足待外方。』安石曰：『府兵处处可为，又可令入衙。』公弼与韩绛皆以入卫为难。文彦博曰：『曹、濮人专为盗贼，岂宜使入卫?』安石曰：『曹、濮人岂可应募诸班诸军者?应募皆暴猾无赖之人，尚亦以为虞[6]。义勇皆良民，又以有物力户为将校，岂可却以为虞?』陈升之欲令义勇以渐戍近州，安石曰：『药不暝，眩疾不瘳。陛下若欲变数百年募兵之弊，则宜果断，详立法制，令本末备具。不然，无补也。』上以为须豫立定条法，不要宣布，以渐推行可也。枢密退，安石白上曰：『陛下以为柴世宗能辟土疆、服天下者何也?』上曰：『莫是能果断否?』安石曰：『柴世宗能使兵威复振，非但高平之战能斩樊爱能而已。天下盗贼杀人亡命，日募以为禁军，史臣以为当时孤子寡妇见雠仇而不敢校，后悔之莫有贷者。臣谓史官不足以知世宗，世宗非悔也。方中国兵弱，以为非募此等人，不足以胜诸僭伪之国。及所募已足，则法不可久弛，故不复贷其死。此乃定计数于前，必事成功于后，岂以为失策而更悔也?世宗募盗贼杀人亡命者以为禁卫不以为虞者，诚有帝王威略故也。今当平世，发义勇入卫，有爵赏之劝、禄赐之利，而乃更忧其为变，恐非笃论。盖今人习见募兵，而不见民兵之事久，故一闻此议，则不能无骇。然募兵之法不变，乃实有可忧。』
此据《日录》，乃二年十二月十三日。朱本系三年十二月。
兵部上陕西、河北、河东义勇数：陕西路二十六郡，旧籍十五万三千四百，益以环庆、延州保毅弓箭手三千八百，总十五万六千八百，为指挥三百二十一；河北三十三郡，旧籍十八万九千二百，今籍十八万六千四百，为指挥四百三十；而河东二十郡，自庆历后，总七万七千，为指挥一百五十九。凡三路义勇之兵，总四十二万余三千五百人。河东、陕西弓箭手数：河东七郡旧籍七千五百，今籍七千；陕西十郡并寨户旧籍四万六千三百，惟秦凤有寨户，陕西无户籍数。其后义勇浸消，悉联以为保甲云。
联为保甲，在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此并据《兵志》第三卷熙宁二年事增入。
二年三月壬辰朔，枢密副使韩绛与文彦博、吕公弼争议拣退禁军。彦博、公弼极言其不便，上命且依旧制。是日，绛亦称疾在告。是月，诏并龙猛八指挥为六。旧三百五十八为额，自康定、庆历以来，诸军间有并废，至熙宁初大整军额，有就而合者，如龙卫三十九指挥并为二十；有以全部付隶者：宣威并入威猛、广捷，而宣威废罢。契丹直拨入神骑，而契丹直废罢。有并营而增额：加宣武二十指挥四百人额并为十二指挥，五百人为额。有就而易名者：如骁猛四指挥，以第四一指挥改充骁雄，存三指挥。自是部伍整肃，无有名存而实阙者。
七月丙申，王安石进呈蔡挺乞以义勇为五番教阅事。上因论及民兵，安石曰：『募兵未可全罢，民兵可渐复。虽府界亦可为。至于广南，尤不可缓。今中国募禁军往戍多死，此害于仁政。陛下诚罢军职，以所得官十二三鼓舞百姓豪杰，使趋为民兵，则事甚易成。』上患密院不肯措置义勇。安石曰：『陛下诚欲行，则孰能御之?此在陛下也。』因为上言：『国之大政，任兵、农。』上曰：『先措置得兵乃及农，缘治农事须财。兵不省，即无由足。』安石曰：『农事亦不可在兵事之后。前代兴王知不废农事，乃能并天下。兴农事启不费国财，但因民所利而利之，则亦因民财力而用也。』泾、渭、仪、原四州义勇万五千人，旧制戍守，经略使蔡挺始令遇上番，依诸军结阵队分隶诸将，选艺精者迁补，给官马、月廪、时帛，郊赏与正兵同，遂与正兵相参战守。时土兵有阙，诏募三千人。挺奏以：『义勇点刺累年，虽训练以时，而未施于征防。意可以案府兵遗法，俾之番戍，无补所阙土兵。』诏复问以措置远近、分番之法，挺即条上，以四州义勇分五番，番三千人。防秋以八月十五日上，十月罢；防春以正月十五日上，三月罢。周而复始之。募土兵，岁减粮八万石、料钱六千余缗、春冬衣万五千疋、绵三万七千两。诏从之，行之诸路。
十二月壬申，诏枢密使文彦博等对资政殿。彦博等出上在京开封府界及京东等路禁军数，上亦自内出治平中兵数相参照，顾问久之，遂诏殿前司虎翼除水军一指挥外，存
六十指挥，各以五百人为额，总计三万四百人在京。增广义勇五指挥，共二千人；开封府界定六万三千人，在京东五万一千二百人，两浙四千人，江东三千二百人，江西六千八百人，湖南八千三百人，湖北万二千人，福建四千五百人，广南东、西各千二百人，川、峡三路共四千四百人为额。在京其余指挥，并河东、陕西、京西、淮南路，前已拨并；其河北以人数尚多，须后议之。
四年三月癸丑，上论农兵事，欲行宋道之策，召人免税充弓箭手事。文彦博以为决不可行。安石曰：『恐可行，但亦不须如此，诚以利害驱民训习，则何必用宋道之策?』上欲择人判兵部如司农，安石曰：『京诸司固足以提天下之纲要，非特兵部也。』上曰：『兵部最所急故也。』安石曰：『诚如此。』
陈瓘论曰：『安石曰：民可以利驱，使趋为兵。安石此语，亦欲变募兵宿卫法故也。』
宋道，河南人，时为都官郎中、同提举三门白波辇运。尝应诏言五事，其五曰增置沿边弓箭手以省戍兵。又尝言请仿古民兵之法，籍边丁，蠲其税，无废县官，而习山川之便，乃得战士二十万。事多施行云。
七月，诏拣诸路兵半分，年四十五以下胜甲者并为大分，五十以上愿为民者听之。旧制，兵至六十一始免，犹不即许也。至是，免为民者甚众。
十二月丙寅[7]，枢密院言：『诸路厢车名额猥多，自骑射至牢城，其名凡二百二十三。其间因事募人，团立新额，或因工作、榷酤、水陆送运、通道山险桥梁、邮传马牧[8]、堤防堰埭[9]，若此者，事存而名未可废。及剩员、府牢城，皆待有罪配隶之人，壮城专治城隍，不给他役[10]，别为一军，而教阅厢军亦自为额。请以诸路不教阅厢军并为一额，余从省废。其移并如禁军法。』奏可。遂下诸路转运司，以州大小高下为序，始自某州为第一指挥，差次至某州，凡为若干指挥，每指挥无过五百人。河北曰崇胜，河东曰雄猛，陕西曰保宁，京东曰奉化，京西曰劲武，淮南曰宁淮[11]，两浙曰崇节，江南曰效勇，荆湖曰宣节，福建曰保节，广南曰清化，川峡四路曰克宁。总天下厢兵马步指挥凡八百四十，其为兵凡二十二万七千六百二十七人，而府界及诸司或因事募兵之额不与焉。
五年正月。先是，曾孝宽为王安石言：『有军士深诋朝廷，尤以移并营房为不便。或言今连阴如此，正是造反时。』安石具以白上。文彦博曰：『近日朝廷更张，人情汹汹非一。』安石曰：『朝廷事合更张，岂可因循?如并营事，亦合如此，此辈乃敢纷纷，公肆诋毁，诚无忌惮。至言欲造反，恐须深察!』吴充曰：『并营事已久，人习熟，何缘有此?近来惟保甲事，人情不安。』上言太祖善御兵，又言斩川班事。安石曰：『五代兵骄。太祖若所见与常人同，则因循姑息，终不能成大业。惟能勇，故能帖服此辈，大有所为。然恃募兵以为国，终非所以安宗庙社稷。』上曰：『如庆卒柔远之变，赖属户乃能定。然则募兵，岂可专恃?』上欲得诋毁军士主名，枢密院请责殿前马步三帅，安石请委皇城司，上曰：『不如付之开封府。』乃令安石召元绛至安石第谕意。
林希《野史》云：初，司马光贻书王安石，阙下争传之。安石患之。凡传其书，往往阴中以事。民间又伪为光一书，诋安石尤甚，其辞鄙俚。上闻之，谓左右曰：『此决非光所为。』安石盛怒曰：『此由光好传诏书以买名，故致流俗亦效之。使新法沮格，异论纷然，皆光唱之。』即付狱，穷治其所从得者，乃皇城使沈惟恭等指斥乘舆。流海岛，杞□弃市[12]，以深禁民间私议己者。其后探伺者分布都下。又明年，曾孝宽以修起居注侍上，因言民间往往有怨语，不可不禁。安石乃使皇城司遣人密伺于道，有语言戏笑及时事者皆付狱。上度其本非邪谋，多宽释之。保甲民有为匿名书揭于木杪，言今不聊生，当速求自全之计，期诉于朝。安石大怒，乃出钱五百千以捕为书者。既而村民有偶语者曰：『农事方兴而驱我阅武，非斩王相，我辈不得休息。』逻者得之付狱，安石意为匿名书者必此人也，使锻炼成狱。民不胜榜掠，而终不伏。法官以诟骂大臣，坐徒三年。上笑曰：『村民无知，止令杖臀十七而已。』开封推官叶温叟在府不及一岁，凡治窃议时事及诟骂王安石者三十余狱。林希所云，须细考之。七月已亥、闰七月癸酉皆有匿名书事，当并考之。四年三月己酉，孝宽乞立赏捕扇惑保甲人，与此相关云。
七月壬寅，诏步军司床子弩雄武五指挥九百三十九人拨并为两指挥，飞山雄武指挥一千二百人亦拨并为两指挥，每指挥并以五百人为额，仍契勘在京见今诸军已来拨并数目以闻。
六年三月癸亥，上谓王安石曰：『宿卫亲事官有击指挥使伤首者，而主名未立。宿
卫法不可以不急变革。』安石曰：『臣固尝论此，此固易变，但要措置有方。』
陈瓘论曰：安石欲变宿卫之法，先于经义创立新说，然后造为神考圣训，谓当急变其法。盖托于先训，则可以为圣王遵行；文以经术，则可以禁士大夫之窃议。二者行于前，三卫作于后，渐危根本，忠义寒心。人皆独罪于一京，安知谋发于私史?若非陛下守艺祖之宏规，循累朝之成宪，使彼二书之说以叙行之，今日不知其如何矣！
十月甲戌，并龙卫三十九指挥为二十指挥。庚寅，上曰：『裁并军营，凡省军员四千余人，此十万军之资也。若训练既精，人得其用，不惟胜敌，兼亦省财。』王安石等曰：『累岁以来，陛下选用使臣，专令训练。间御便殿，躬亲试阅。赏罚既明，士卒知劝。观其技艺之精，一人可敌数夫，此实国家安危所系也。』安石又言：『并营练卒事既有效，凡此皆无害于人，而不道者乃妄相扇动。』上曰：『须渐定去之。』安石曰：『今已帖息矣。』
八年三月乙卯，阅诸军转员，三日止。旧制，捧日都虞候四人，至是五人，而马军都指挥使但阙骁骑一人，以捧日一人补骁骑军主，余四人如故，则以次军分皆不得迁。乃补四人者，并为马步军副都军头。又以龙卫、拱圣、骁骑、武骑、宁朔、神骑旧百三十一指挥，后省五十指挥，而兼管马军。指挥使以下已补八十一指挥正额外，数犹有余，乃于所省指挥内未移并者四十三指挥，且置下名指挥使、副使各一人、军使三人，以次第迁。
元丰二年六月，诏捧日、龙卫、鈯直、左射指挥均拨人捧日、龙卫诸指挥更不补人。其四指挥请受钱帛等，委群牧司；粮草委提点仓场司封桩。
八年三月，凡禁军之最亲近者执事殿陛，宿卫官省扈从乘舆，号诸班直。非诸班直，隶于御前忠佐军头司、皇城司、骐骥院，余军皆以守京师，备征戍。其出戍边或诸州更戍者，谓之屯驻；非戊诸州而隶于总管司者，谓之驻泊；非屯驻、驻泊而以籴贱留便廪给，谓之就粮；诸司募者曰役兵；诸州募者曰本城厢兵；教阅者为教阅厢兵；蕃人内附纠合其人而用之者曰蕃兵；什伍其民而教之武事曰民兵。熙宁、元丰之间，兵制大备矣。
此《兵志》首篇新叙，今掇取附见。
凡禁军，奉钱千为上军，五百以上为中军，以下为下军。其赏罚迁叙视此为等。其政令掌于枢密院，岁以秋月校其艺能而赏劝之。熙宁之籍天下禁军凡五十六万八千六百八十八人，元丰之籍六十一万二千二百四十三人。初，上即位，总治平之兵一百十六万一千，而禁军步、骑六十六万三千，校庆历之籍减几十万，开宝增至七十万二千。上患兵冗，邦用不继，始议销并，及亲制选练修饰武备之法甚众。一日，顾谓辅臣曰：『前世为乱者，皆无赖不逞之人。艺祖平定天下，悉招聚之，刺以为兵，连营以居，什伍相制。节以军法，厚禄其长，使自爱重。付以生杀。寓威于阶级之间，使不得动。既无敢为非，因取其力以卫养良民，俾各安田里，所以太平之业定而无叛民，自古未有及此者。艺祖养兵止二十二万余，诸道十余万。使京师之兵民以制诸道，而无外乱；合诸道之兵足以当京师，则无内变。内外相制，无偏重之患。天下承平百有余年，盖本于此。』初，上欲省兵，王安石对曰：『拣练募兵，而鼓舞三路之民习兵，则兵可省。』其后遂什伍畿甸之民以为保甲，诸路亦以次推行。元丰中，义勇、保甲遂上番，以代禁卫，其巡检、县尉司所省募兵数万。诏阙额弗补者，会其财费储之，专以待武备之用。自后民兵数遂逾募兵，而国用纾。又议欲择民之材武者，若唐府兵，蕃以上备宿卫。事虽未行，然其规模宏远矣。
此《兵志》首篇所云，今附见，须详考存兵数也。国朝以备战卫为禁军，以给徒役为厢军，各隶其州之本城內，总于侍卫司，而尚书兵部掌其政令。因事立名者，各隶于其部。又以厢军教阅者，始号厢禁军，后皆以为下禁车【杰按：车，疑为“军”之误。】。其给始于诸司者，亦各以其事役属焉。熙宁三年，诏以禁军分五都法检治厢军。其后禁军或降剩员，或升阶以备厢军。诸路力役之事广，则间诏增募。而京西转运司所募，多至三万人。陕西减额五千人，亦至三万人。河朔流民寓京东者，如旧制募士教阅，以为忠果二十指挥，分隶河北总管。以除道恤饥、河北及熙河路修城垒，河北所募五千人，熙河亦三个人。修京城，以废马监兵置广固、保忠凡十指挥，亦五千人。湖南徭人平，戎、泸军兴，化河转漕，又皆增置。大抵熙宁、元丰之间，厢军之数，视祖宗时盖众矣。自五代后，凡国之役皆调于民，故民以劳弊。宋有天下，悉役厢军，凡役非工徒营缮，民无与焉，故天下民力完固，承平百年。
校勘记
[1]条例司 原本作『条理司』，据文意改。
[2]粜籴 原本脱『粜』字，据《续长编拾补》卷四补。
[3]检详文字 原本作『检详定官』，据《续长编拾补》卷五改。
[4]罗拯 原本作『罗极』，《续长编拾补》卷五沿原本之误而误。兹据《隆庆仪真县志》发运使题名改。见拙著《宋代路分长官通考》。
[5]比数 原本『比』字作墨丁，《续长编拾补》卷六将此墨丁删去。兹据文意补『比』字。
[6]亦以为虞 原本作『不以为虞』，义不通，据《续长编拾补》卷六改。
[7]丙寅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二八补。
[8]邮传 原本作『部传』，据《长编》卷二二八改。
[9]堤防 原本作『提防』，据《长编》卷二二八改。
[10]他役 原本作『他后』，据《长编》卷二二八改。
[11]宁淮 原本作『宁武淮』，衍一『武』字，据《长编》卷二二八删。
[12]杞□弃市 《长编》卷三二九无墨丁，直书『杞弃市』。